不知道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少年殺手的“殺”聲不時地震撼著人們的耳鼓，隨之而來的則是社會各界的深刻反思與追問。當然，追問與反思是必要的，但看了不少大同小異的反思之后，忽然有了一種深深的憂慮甚至是恐懼——這些反思大都把少年殺手的形成完全歸結于整個社會教育，進而將我們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全盤否定。

　　筆者不妨舉一例佐證：濟南市15歲的少女小付近日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濟南市歷城區檢察院依法批準逮捕。小付是濟南市某鎮中學初三學生，因同桌小劉經常為一些小事謾罵她、欺侮她，便在廁所里，用事先準備好的菜刀砍向小劉，致使小劉身中20多刀，當場死亡。(5月5日《新京報》)這本來只是一例個案，但卻有人將其完全歸結為“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的敗筆”。在這篇題為《花季少女緣何成了殺人惡魔？》(5月7日《紅辣椒評論》)，作者高福生先生探究了少年殺手形成的三個原因：一、不少學校教育“把人教得像機器”“德育教育成了擺設”；二、暴露了家庭教育的嚴重缺位；三，與不良社會環境熏染有關。

　　對于高先生的觀點我們并不陌生，這也是當前關于少年殺手形成根源的主流輿論。在此，筆者不否認少年殺手的形成與學校教育有關，但也并不贊同拿個案全盤否定當前教育模式的做法。畢竟，教育過程的完成需具備兩個條件，一個是教育方，一個是受教育方。少年殺手的形成，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內因，在于受教育方，而不能一味地拿教育方問責，淡化了少年殺手自身的責任。

　　俗話說，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而類似于高先生的輿論似乎形成了一種誤區：只要出現了少年殺手，就一致把責任歸結為教育不力上。殊不知，教育也不是萬能的，在教育者實施教育行為時，受教育者有責任和義務認真接受并實施，否則，僅憑教育方的單方面努力，顯然無法使教育達到較好的效果。其實不難想象，在相同的教育模式下，為什么絕大多數學生都能善待自己、善待他人，而惟獨小付會因一點小事就拿刀殺人呢？顯然，內因是決定因素。

　　再說，一兩個少年殺手能代表全體青少年嗎？高先生等又憑什么拿小付這樣的一兩個少年殺手，就認為“不少學校教育‘把人教得像機器’”，就全盤否定學校教育呢？俗話說，存在即合理。雖然說有些教育模式已經不太適應現代教育的發展需要，但也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改革過程，而不能一棒子打死。再說，受教育方也不可避免地要存在良莠不齊的想象，教育不可能使他們的綜合素質在短期內全都達到某種程度。即便是大教育家孔子，他主張因材施教，一生中弟子3000，集大成者也才只有72位。在這種情況下，教育的終極目的就是讓盡可能多的人成材，而這個“盡可能”永遠都不能達到100%。所以，偶爾出現一兩個少年殺手也是很正常的社會現象，我們沒有必要大驚小怪。至于案情，法律自有公斷。我們沒有權力把扳子打到一方的屁股上。

　　筆者以為，面對少年殺手，我們最應該做的是引導學生直面現實，從自身找原因，告訴他們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公正的，相互之間應該富有同情心和憐憫心。而不是盲目地問責現代教育模式，加深他們對現代教育制度的仇視。對于青少年而言，也應該學會珍惜生命，自覺完善自己的人格，讓自己逐漸適應社會，而不是一味地怨天尤人，讓社會適應自己。畢竟，作為未來的接班人，他們也應該從小意識到自己肩上的責任。